雨果說過：拿走這件簡單而微小的東西：風格，那樣伏爾泰、帕斯卡爾、拉封丹、莫里哀這類大師身上，還將剩下什么呢?風格是一個作家的標志，特別是他們之所以成為大作家的標志。因此，要將一位作家的作品翻譯成另一種文字，風格一直需要譯者考慮的要點之一。可是，要將一位作家的風格原汁原味地傳達出來談何容易!因為兩種文字的不同，尤其是東西方文字的巨大差異，可以斷言，要將一位作家的風格百分之百地表達出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綜觀國內的翻譯作品，有哪一部做 到了完美地傳達原作者的風格了呢?朱生豪、傅雷這類大翻譯家已經把莎士比亞和巴 爾扎克的風格翻譯出來了嗎?不要忘記，風格是和語言聯系在一塊的，語言的不同，勢必會使風格產生變化，這就給翻譯者帶來不可克服的困難。 話說回來，一個翻譯家一直自覺或不自覺地力圖將原作的風格傳達出來，由于風格與原作是緊密結合在一塊的。假如傳達不出這種風格，譯品就會缺少點什么。你總不可以把巴爾扎克的《人間喜劇》譯成纖弱柔美的風格吧，那就太失真了。但，他的渾厚、雄健、博大又混雜著寵雜、粗疏、用字不夠講究，這類難道都要一古腦兒表達出來嗎?如此只能使讀者感到譯文有問題，譯者的文字修養欠火候，而不會覺得這就是巴爾扎克的風格。所以，譯者翻譯時是有所取舍的，他要考慮到文字的優美，常常會拔高中一年級下原作，而極少會硬譯到底的，更不需要說意譯派把譯文的優美放在第一位，不斷做拔高的工作。據此，可以得出一個結論：有些作家的風格不必原汁原味、不優惠扣地介紹過來。 但譯者也不需要太擔憂，風格又是同作品內容相結合的。莎士比亞對帝王將相、豪門貴族的描繪，巴爾扎克對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的刻畫，與他們的風格有莫大關系，至少他們的雄渾氣勢是由此而來的，這種風格特征總能在譯品中表現出來，不一樣的譯者一般都可以傳達出這種特征。換句話說，風格是可以部分或基本上傳達出來的，這就是為何不同國家的讀者都可以從譯作領會到別國作家的風格。 饒有趣味的是，翻譯作品倒不會出現千人一面的結果，不一樣的譯者就有不一樣的譯品。朱生豪的譯作與卞之琳的譯作存在非常大差別，更與孫大雨的譯作大相徑庭。你翻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《巴爾扎克全集》，就會發現不同譯者的譯品在風格上千差萬別。倒不是不同譯者對莎士比亞或巴爾扎克的風格有不一樣的理解，而是他們的文字特征和修養與翻譯方法和看法起了用途。拿莎士比亞來講，用散文去翻譯詩劇和用詩去翻譯詩劇，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差異。從傳達原作風格來講，用詩去翻譯詩劇才能做得較好一些，問題是譯詩的水平是不是能達到一流。 既然譯者有我們的文字風格，那樣他在翻譯不同作家的作品時就非常難做到克服我們的文字風格，而用另一種文字風格去翻譯另一個作家的作品。大家常常看到的是同一個譯者在翻譯不同作家的作品時，一直用同一個筆調。當然也有例外，如傅雷在翻譯伏爾泰的哲理小說時，可以非常不錯地把原作的諷刺幽默表達出來，這就表明傅雷的翻譯水平確實非常高。聰明的譯者會選擇自己拿手的體裁來翻譯，比如楊絳就善于翻譯流浪漢體小說，自然，以水滸體去翻譯流浪漢體小說是不是能傳達原作風格，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。